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郝平执导电影处女作如何做一个导演我并不陌

2018-11-13 12:12:18 | 来源: 民生风情

郝平执导电影处女作:如何做一个导演我并不陌生

郝平:如何做一个导演,我并不陌生

初冬的白鹿原,金黄色打底,电影《红簪子》已拍摄过半了。在这个离西安市不太远也不太近的白鹿原影视城里,旅游的看客们目光聚集在关中风情的街道上,嘴里竞相哈出糖饼或油泼面的热气,而在街道另一处,《红簪子》片场内,导演监视器跟前,郝平正目不转睛盯着屏幕。

“咔!”他突然喊了一声,站起来小跑到演员面前,连说带演,领着演员一块儿走戏,身上和他们一样,也是一身儿西北农民的粗布衣裳,讲戏的时候,身边时不时有工作人员被逗笑。在这部戏里,他除了做演员,还要做导演。

是2009年那部大热电视剧《蜗居》让郝平和海清、张嘉译等演员一起走到了大众范畴的视野内,但实际上从1988年直到现在,郝平始终没间断地工作在舞台、荧屏和银幕上,期间还做过8年配音演员。

这部《红簪子》剧本出自史建全之手,对,就是圈里人都尊称为“史爷”的编剧大师,曾写作过《无悔追踪》《鬼子来了》《三枪拍案惊奇》等作品。再细看这部电影背后,你同样能发现它不容小觑的阵容:出品人谭秋宁,正是2015年中国内地“年度最佳影片”《一个勺子》的出品人;而总监制江平,是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和总经理。

作为一个从未学习过导演专业的人,郝平这部从演员正式转行至导演的电影处女作,是凭借什么得到了内容和制作上的强大支持及认可呢?他具备多大的能力,或者魅力?

“拍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,我会笑场的!”

郝平身上有那种理想主义的演员常常会显现出来的特质:诚恳、直接、谦和,也无惧。描述一场戏的时候,眼睛里会闪光,一种来自演员的细腻生动的深情,心里满当当是戏,装着那些灵活的画面。但他的理想主义是不止囊括了深情和身体力行,还包含非常准确清晰的个人指向。

“我拍的永远是现实主义题材”,他说,“我永远不会去拍玄幻的东西,不接受,而且是抵触,我会笑场的。”

他没有演过任何一部吊钢丝的戏。一根钢丝吊下来,凭空从天上飞下来一个人,用剑气写一个字,他会说,别扯了。“这不就是胡说八道吗?违背了我对艺术的认知,我觉得那是外太空的生物,和我从小受到的戏剧教育背道而驰,戏剧教育是非常简单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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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真听,真看,真感受”,由戏剧出身的他无比在意这三件大事:做什么,为什么这么做,怎么去做。不是不可以演,有真实可信的人物性格就可以演,言行举止都不能是生造的。

所以史爷的本子彻底打动他,大情怀之下的小人物,在特殊的语境和地域性之中说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,并且有些话还说得挺狠,是很多写电影的人连碰都不敢碰的那些词儿,史爷真写。《红簪子》里有一场戏,劝人把刚捡回来的小孩儿扔掉,有一句台词:“还不如当初就把他娘的眼子堵上,不让这孩子生下来!”狠吗?狠,可你听上去是舒服的,因为这就是那个人物在那个时候最应该说的话。

什么是应该说的话?就是人性里特别有味道的那些东西,爱,嫉妒,还有很多小情绪。北方农村地区对爱的理解,是有地域性的,这个故事永远不可能发生在香港,或什么别的地方,只可能发生在中国北方,特有的环境下才会出现的人和事,根植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故事,看似有局限和约束,反倒是给了郝平一个想象力的支点。

“二度创作是一种美”

《红簪子》的故事从1936年一直描写到2017年,一个庞大的时间跨度,正好是新中国的发展史,也是充满创伤的那些年。一个女人为了爱,守候一生,又历尽变故和动荡,这难免让故事显得残酷心酸。“但我拍一个电影,真的是为了去呈现那些残酷的东西吗?”郝平觉得不要。

“这个故事的时代里,有一个特别传统概念里伟大女人的形象,但这个和我们现在的关系不是特别大,我会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加进去别的东西,以幽默诙谐为底色,笑中带泪,泪中带笑。残酷性是有的,但不刻意去呈现那种残酷,反而是幽默和机智的东西会更有力量。”

早先剧本里,有四个女孩子被嫁给了退伍军人,几个老兵,有的在战争里断了腿,有的瞎了眼,有的缺了胳膊,“一个十八九的小姑娘,扶着一个身体残缺的老兵,从画面上首先就只会呈现出两个字——残酷,它不可能是美”,郝平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他不要过多的残酷,他要的是幽默,“我不想过多展现那个年代对人造成的扭曲”,在导演的身份和视角内,他对这份工作并不生疏,也不迟疑,他没有侥幸,因为凡是导演让你看到的,就都是他想让你看到的。

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,郝平不喜欢那个苦劲儿,太苦了,一个女人经历了一系列特殊年代,“那是否这样呈现,取决于导演究竟想要什么。我不想要它的残酷,我只要它的幽默。”要把一个苦情的剧本拍成风趣的喜剧,可又不是纯粹粗暴地去修改剧本,除了史爷自己绝对不同意修改,郝平也不准备把焦点放在如何去修改原剧本上,剧本是既定的,导演的工作是选择去呈现什么,才使其成为一个导演作品,“我在这个本子里看到了很广阔的空间,而且是我可以如鱼得水的空间,虽然每个人创作的时候,想法都不同,但我们能用自己的方式达到某种契合”,既守住剧本本身,也守住导演的表达,这才是二度创作的美和意义。

“我很清楚的知道,我是个喜剧导演。”

一听到那些定义特殊年代的专有名称,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苦,而且有一种被命运重压到喘不过气的感觉,是没那么舒服的,但这就是剧本原来的故事线,怎么拍,一个导演有一个导演的处理方式。

郝平想把特殊年代的戏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做,要好玩,要让你哈哈大笑的时候,又一下子有点心酸,但很凄惨可怜的时刻,又要一下子被另外的事情打破。这才是喜剧。坚持用幽默去处理残酷的东西,就像他坚持用幽默去生活,舞台和现实世界一脉相承,说到底做导演,其实还是在做人,什么样的导演就拍什么样的电影,是“你选择要成为什么样的人”。

郝平自己的性格,不喜欢苦哈哈的东西,爱开玩笑,爱把现场气氛搞得其乐融融,爱把玩笑不经意间融入戏里。“在我这个组里,不允许出现骂大街的情况,每天创作会的时候我都在说,来到剧组都是亲人,都是来帮我们的,一定是这样能出来好作品,你如果破口大骂,别人压力一大,一紧张,全完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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